中央局书记：陈独秀（1921年7月中共一大选举产生）

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选举产生）

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1923年6月中共三大选举产生）

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1925年1月中共四大推选）

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1927年4月至5月中共五大推选）

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1928年6月至7月中共六大选举产生）

（注：1931年向忠发被国民党逮捕杀害后，由王明代理）

中共中央总书记：博古（秦邦宪）（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产生）

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洛甫）（1935年1月遵义会议选举产生）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1945年6月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产生）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1956年9月中共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1969年4月中共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1973年8月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

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1976年10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追认）

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1977年8月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选举产生）

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选举产生）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1982年9月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

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1987年11月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产生）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产生）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1992年10月19日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1997年9月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2002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

1921年7月23－30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现兴业路76号）举行。会议讨论了政治形势、党的基本任务，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规定了党的组织原则。7月30日，大会正在进行当中，突然遭遇法租界巡捕密探的侦察，会议中止。8月1日，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的一条游船上继续举行，并在那里闭幕，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机构。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有：北京－－刘仁静、张国焘；上海－－李汉俊、李达；山东－－王烬美、邓恩铭；湖北－－董必武、陈潭秋；湖南－－毛泽东、何叔衡；广东－－陈公博、包惠僧，还有旅日的周佛海。他们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党的发起人陈独秀、李大钊均没有参加会议，但会议还是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的公开提出，引发了全党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和巨大的反响。这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决不是一般哲学问题的争论，而是在思想上、理论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这场讨论的意义和作用是伟大而深远的。首先，它使全党和全国人民从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其次，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为进一步拨乱反正准备了思想条件。

江泽民在“5.31”讲话中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其核心和精髓就是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保证最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理想目标得以实现。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做到：其一、对社会主义民主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要改变仅仅把民主当成是一种工作作风的看法；其二、民主政治的建设必须与经济和社会全面进步相适应、必须与民族的政治传统相适应；其三、政治文明的建设，民主进程的推进，必须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其最根本的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其四、民主政治的推进与法制的完善紧密相连，民主政治建设是法制建设的价值导向；其五、政治文明建设的当务之急是“着重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邓小平说过，“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党章的性质、内容和产生程序决定了党章在党内生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及作用。党章所具有的这些特性决定了它必然能够成为党的“根本大法”。

第一，它是党的整体意志的体现。党章内容包括党的活动和党的建设的基本规定，代表了全党的最高利益和最大利益，是这些利益的集中体现，实际上也集中了全党的意志、信念和愿望。

第二，它是党内的普遍行为规范。毛泽东说过：政党就是一种社会，是一种政治的社会。党内有大量的人与人的关系问题，有复杂的行使权利和承担义务的问题。像整个社会需要确立法律规范一样，在党的内部为了维护正常的活动秩序，正确调整党内关系，也需要确定一种适用于所有党员的普遍行为规范，以指导和约束人们的行为。党章就是这种规范的根本体现。

第三，它是具有最高权威的党内法规。党内法规包含许多种类，适应不同层次、不同范围、不同对象，都有相应的规则、规章、条例、制度。但是，党章却是具有最高权威的党内法规，或者称为“党内的基本法”。所有的其他法规，都是它的延伸或补充，同时必须服从或从属于党章。

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强调指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所谓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发展，就是人的社会交往的普遍性和人对社会关系的控制程度的发展。在人与自然、社会的统一上表现为在社会实践基础上人的自然素质、社会素质和心理素质的发展，就是在人的各种素质综合作用的基础上人的个性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并不是指单个人的发展，而是指全社会的每一个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发展不仅应当是全面的，而且应当是自由的。在整个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逐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江泽民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提出了要“加快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步伐，努力推进干部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的要求。科学化是民主化的前提，制度化是民主化的保证，制度化又是科学化的体现，三者紧密联系，不可偏废，它们的不断推进和完善都对干部人才和领导班子的培养和造就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是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它为我们党带领人民完成“三大历史任务”，解决自身遇到的“两大历史性课题”所需要的组织保障指明了努力方向，为落实《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提供了总的指导方针。

2002年5月31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高度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党的先进性是具体的历史的，必须放到推动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中去考察，放到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奋斗中去考察，归根到底要看党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实际作用。我们党要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使命，必须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把握住这一点，就从根本上把握了人民的愿望，把握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

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新情况，我们党必须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首先，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必须始终坚持我们党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我国工人阶级自身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工人阶级的队伍在壮大，工人阶级整体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日益提高。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在发展，党的阶级基础也在不断增强；其次，要积极稳妥地吸收新的社会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加入到党组织中来，不断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它需要全社会各个方面忠诚于祖国和社会主义的优秀分子，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带领广大群众共同加以推进。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我们党在全社会的战斗力、影响力和凝聚力。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争取一切可能的力量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去，12月，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宣布以“人民共和国”代替“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人民共和国”仍然以共产党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同时容纳小资产阶级和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和集团。在民主革命阶段，不去没收富农的土地；鼓励和保护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对于一切愿意抗日的人们，都给予合作；欢迎华侨资本家到根据地发展实业。“人民共和国”口号的提出，以及各项政策的改变，很快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影响，使党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前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内发生了严重的分化，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逐渐形成。新右派首先在思想理论上歪曲新三民主义，反对”三大政策”，1925年6、7月间，戴季陶发表《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宣扬阶级调和，反对阶级斗争学说，要求已经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在国民党二大上取得军政大权的蒋介石在1926年3月策划了针对共产党人的”中山舰事件”，并将实权在握的汪精卫排挤出去。5月15日，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了《整理党务决议案》，要求对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的任职进行限制，将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全部上交。1927年3、4月间，蒋介石在上海与帮会组织、帝国主义列强、国民党和国民军中的右派势力密商暴力”清党”事宜。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突然发动反革命政变，随后其它省份的国民党右派及军阀势力也将反革命屠刀指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是五星红旗。它是由上海的一位工人设计的。旗面的红色象征革命，旗上的五星及其相互关系象征全国人民（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大团结。星用黄色，是为着在红地上显出光明，四颗小五角星各有一尖对着大星的中心点，这是表示围绕着一个中心（中国共产党）而团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它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

进入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总结自己多年来与国外共产主义政党交往的经验教训，在80年代初提出了“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与外国共产主义政党交往的原则。“独立自主”是处理各国政党之间关系的核心；“完全平等”是处理党际关系的基础，各国政党不论是大党、小党，历史长短，执政与否，都应该完全平等，没有尊卑上下之分；“互相尊重”是处理党际关系的关键；“互不干涉内部事务”是处理党际关系的重要保证，没有这一原则，独立自主、完全平等和互相尊重就无从谈起。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大体可以分为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个方面。思想建设决定着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的理想、道德和纪律。文化建设包括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化、科技、教育、卫生等事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目的是使社会成员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它会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提供强大的指导方向、精神动力、智力支持。离开了精神文明建设的物质文明建设将会一事无成。党的十二大正式向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提出了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主张。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又作出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

1994年1月24日，江泽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指出：“我们的宣传思想工作，必须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不断培养和造就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这就是新时期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指导方针。“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就是宣传思想战线要坚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指导人民；“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就是宣传思想战线要正确地把握形势，宣传好党的方针政策，坚定不移地在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就是宣传思想工作要围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总目标，宣传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和法规制度；“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就是努力创作出更多的振奋人们精神、鼓舞群众斗志、凝聚民族力量、激发社会活力的优秀作品。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十分重视人民军队的建设工作。1990年12月1日，江泽民在总参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强调，“全军同志都要尽心尽力，扎扎实实地抓好训练和管理，真正抓出效果来，使部队真正做到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江泽民向全军提出的这“五句话”总要求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军建设的总指针，充分体现了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思想，指明了军队建设的方向，提出了更高的建设标准。总要求提出后，在全军官兵中产生了强烈反响，有力地推动了部队的全面建设。

力争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方针。1995年1月28日，江泽民发表了《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讲话根据”一国两制”构想，就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若干问题，提出了八条意见：必须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这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和前提；对于台湾同外国发展民间性经济文化关系，我们不持异议；进行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谈判，是我们的一贯主张；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大力发展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以利于两岸经济共同繁荣，造福整个中华民族；两岸同胞要共同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生活方式和当家作主的愿望，保护台湾同胞一切正当利益；欢迎台湾当局的领导人以适当的身份前来访问，我们也愿意接受台湾方面的邀请，前往台湾。

进入世纪之交，国际国内出现的新情况和我们党面临的新任务，迫切要求加强干部队伍建设。1995年，江泽民在北京视察工作时明确提出，领导干部一定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1996年10月10日，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对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集中进行一次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1998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深入开展以”三讲”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要求通过”三讲”教育推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十五大精神，并对这次活动的基本原则、方式方法作了明确的规定。这次为期两年的”三讲”活动对提高全党干部的政治素质，加强党性修养，端正思想作风，增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的自觉性具有重大意义，是在新的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的新探索。

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领导体制改革。从我国建国以来的政治实践看，“党政分开”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关键。其原因是：党政不分不是提高或加强了党的领导，而是降低、削弱了党的领导，党政分开才能真正提高党的政治领导的水平和质量；党政不分使党政分散了抓好自身建设的精力，只有党政分开才能真正做到“党要管党”，使党委摆脱各种繁杂事务的干扰，集中力量抓好党建；党政不分使党委处于行政工作第一线，甚至成为矛盾的一个方面，党政分开，可以使党处在超脱的、驾驭矛盾和总揽全局的地位，从而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党政不分使党委自己成了行政工作的执行者，党政分开才能使党委真正能够履行监督的职能。

资产阶级自由化，无论最初作为一种思潮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出现，还是逐渐形成一股政治活动，其根本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崇拜西方国家的”民主”、”自由”，其危害诚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搞现代化，决不能搞自由化，决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内部就成了一个乱的社会，不是一个安定的社会，什么建设都搞不成了。”改革开放之后的事实说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将一事无成。因此，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随着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城市居民的工作、生活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人的角色正在由”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化，在我国城市管理工作中实行了多年的”条条”模式越来越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需要，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中的”空白点”日益增多。这对密切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保持社会稳定，提出了新的课题。党中央对此高度重视。1999年9月，江泽民在视察上海市徐汇区康健街道康乐小区时指出：”社区党建联系着千家万户，大有可为。”目前各大中城市正在根据实际情况，积极探索适合本地社区党建工作的新途径。

1935年1月，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此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这次会议集中全力纠正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问题。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作了重要发言，尖锐地批评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实行单纯防御和在长征初期实行退却逃跑的错误。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长达4年之久的统治，从而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为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奠定了基础。

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国各族人民经过极其艰苦的斗争，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取得的。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是全民族利益的最坚定的维护者，是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力量。中国共产党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历史特点，及时调整并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及战略、战术，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指明了正确的发展方向。积极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属于中国。“兵民是胜利之本”，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广泛发动和组织以农民为主力的各阶层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使大量侵华日军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这场战争中付出极大牺牲，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也作出了重大贡献。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地停止使用”阶级斗争为纲”口号，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经济建设必须按客观规律办事的方针，使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变化；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全会之后，党的各项事业开始走上健康的发展轨道。它的召开标志着我们党一个新的伟大历史时期的开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将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上来，这就揭开了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文化、教育全方位改革的序幕。其涉及面之广、影响力之大，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场”革命”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改革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各种管理体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它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革命，也不是对原有体制进行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根本性变革，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更加广阔的空间。